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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苏青亦舒琼瑶池莉方方,读者喜爱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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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与男作家尽管同为作家,却似乎是更引人注目的一种存在。

她们感性、锐敏,以心弦弹奏,用文字舞蹈,很常见的情况是,她们本身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跌宕有致的小说,一咏三叹的曲谣。

而更奇特的现象是,由于文学界的划分与读者的口味倾向,经常会出现在某一时期两位风格近似的女作家被密集比较与并列的现象。在各个时期,中国最著名、也最为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们就像一枝枝并蒂盛开,芬芳四溢的娇艳花朵般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摇曳生姿。

最开始是张爱玲与苏青的“张苏”CP组合。

苏青原名冯和仪,被困囿于无爱婚姻的她凭借以自身婚恋经历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炮打响,红遍上海滩。

当时的上海文化界,唯张爱玲与苏青并驾齐驱,身价与影响力无人可及。

两人文风接近,都是以市民生活婚恋情爱透视人性深幽本质。

而她们私交也不错,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荻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何等孤傲之人,以这般才情禀赋,尚能将苏青引为知己,可见苏青为人深得其心。

但也只是为人而已,尽管苏青的《结婚十年》写得不俗,但她毕竟也就只这一部代表作而已。她的文学成就是无法和张相比的。几十年过去,苏青逐渐被岁月的尘沙所掩埋。

再后来,后世论起民国最知名的女作家,与张爱玲紧紧排列在一起的女作家换成了萧红。也的确,她们的文学成就与地位不相伯仲,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现当代女作家中均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起初的张苏组合到现今定义的张萧绝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在时代流变中的地位迁延。

民国女作家两两组合的范例还有冰心与丁玲,石评梅与苏雪林(单看她们两个人的名字简直就像对仗工整的一阙清丽小词)

冰心与丁玲更是相配,两个人都是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文学地位的一类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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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足印踏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女作家们更是组团出现。

首先是王安忆与铁凝,两个人文学功力相当,政治地位趋同(都是作协主席,王安忆是上海市作协主席,铁凝为中国作协主席),你有《长恨歌》我有《大浴女》,你有《小鲍庄》我有《哦,香雪》。

铁凝

你的《流逝》拍成《少奶奶的扇子》,我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也拍成了当时反响极大的《红衣少女》。

只要说起王安忆就不能不提铁凝,同样提起铁凝也不能忽视王安忆。

同时代的女作家经常被一起谈论的还有池莉和方方。这两个人联结密切度更高,都是同饮长江水的武汉女作家,写作风格也都是以武汉街头巷尾的柴炊生计、生死歌哭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

由于地域色彩过于浓郁,两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推动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学地标知名度,池莉的《生活秀》打响了绝味鸭脖的名头,方方的《万箭穿心》也让汉正街的名声越发震耳。

和这两位女作家极为接地气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的是比她们小一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凭借个人化写作风格而名声大噪的陈染和林白。

两个人都是以开掘女性隐秘内心情感的半写实性作品为主,因为借鉴一些国外心理学家的理念,多少显得有些文风晦涩。

她们其实是在后辈女作家们之中开始大行其道的“私小说”的开山鼻祖与代表人物。

陈染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致我的空心岁月》都是最能彰显两人写作风格的代表作。

她们被相提并论的密集程度恐怕是这些女作家里面最高的,因为毕竟当时的文坛实验性、私人化写作不是主流(到现在也不是),两个人真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港台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港台女作家中,若论知名度与同位感最高的莫过同为言情小说作家的琼瑶和亦舒。

师太亦舒

当然,对此琼瑶有什么看法不知道,但师太却明里暗里不止一次表明过对琼瑶的蔑视。

当然,她的这种想法也未必就是完全自说自话的孤高。同为言情小说,她的小说尽管也不脱套路,但最起码还有一些对世态人情的扫描与透视在里面的,的确比琼瑶那种数十年无菌室般一尘不染而又可歌可泣的爱情童话要高明一些。

接下来要说到中国文坛最后一对深具CP感的女作家了。大名鼎鼎的卫慧与棉棉。

说起这俩人恐怕现在90、00后的小朋友都完全不知何许人也。但在一九九九年的那个盛夏,卫慧的《上海宝贝》因书中大量充斥着的性爱情色描写被北京新闻媒体和文化管理部门列为禁书,先禁后火得一塌糊涂。

美女作家卫慧

热度之下,连同在上海,同有“身体写作”标签的同龄女作家棉棉也被带红,自传体小说《糖》跟着大卖,两人一时之间俨然成为中国最牛叉最具代表性的年轻女作家。

同亦舒一样,卫慧当时也耻于与棉棉为伍。卫慧毕竟是复旦高材生,智商在线,她当然看不起从初中就辍学游荡江湖吸过毒并将这一切以“残酷青春”的形式固定下来售卖的野路子“女作家”棉棉。

棉棉在点烟

可惜的是,热度之后,两人很快便销声匿迹。她们都是70后,比“男作家”CP感强到曾上演“上海绝恋”的郭敬明韩寒早一代。

但晚一代就是不一样,郭、韩二人就在中国刚刚成型的商业社会中混得如鱼得水,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强烈,对成名的愿望更执着,也更深谙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所以直到现在仍方兴未艾。

卫慧棉棉却都早已泯然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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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象,尤其是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必然有其深层原因可以剖析。

女作家之所以并蒂盛开的现象,当然有赖评论界的认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看似巧合的联结肯定也会有蛛网般细密的游丝缠缚其上。

从古至今,很少听到有人特地标定或者说明“男作家”、“男医生”、“男司机”,而女性则往往被视为需要特别注明属别的存在。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洁女士就在《沉重的翅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翅膀是柔弱的。

张洁

正因为相同的“他者”处境,决定了她们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学视角与生命情怀。

女作家,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在作品中找寻自我认同的潜在意识,还有对粗暴男权社会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结自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也自然会让评论家们找到格外相似的两个样本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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